1986年出生的馬曉東看起來比實際年齡大一些，個子不高，瘦，黑色短款夾克添了老干部范兒，總之，不像個沉迷于大數據的IT男，但很快，他就暴露了。

“你知道本·拉登是怎么被抓到的嗎？”

這個故事，他在許多場合說過，他對聽眾的反饋有信心，隨著故事的展開、深入，他們的眼睛會越睜越大，身體前傾，并忍不住提問。

Palantir是美國一家神秘而低調的大數據公司，CIA、NASA、FBI都位列它的客戶名單。2011年，Palantir的工程師們像往常一樣，坐在屏幕前監測數據。一個小小的“異常”引起了他們的注意，在巴基斯坦一處貧困山區的小醫院，出現了一筆昂貴的高端藥消費，這令CIA迅速聯想到了頭號獵物奧薩馬·本·拉登，縮小了包圍圈，最終在喀布爾350公里外將他擊斃。

在講述本·拉登喪命經過的《終結》(The Finish)一書中，作者馬克·鮑登(Mark Bowden)寫道，Palantir公司的軟件是“名副其實的殺手級應用”。

在馬曉東的想象中，像Palantir這樣估值百億美元的獨角獸是他的學習榜樣，盡管6年前初創國云數據科技有限公司時，Palantir還是一個陌生的單詞。

出走

2016年阿里巴巴提出中臺概念，其核心是建設全域大數據。所謂“全域大數據”，指的是阿里生態中的各個業態產出的一切數據。中臺要實現的是：利用全域大數據驅動業務，讓數據發揮更大價值。

最經典的例子是千人千面的手淘，比愛人更懂你的相關推薦背后，是對數據的解析和處理。中臺不僅打通了數據和業務之間的隔閡，并且，數據刺激業務增長，域名注冊，增長反哺新的數據，形成良性閉環。

馬曉東從湖南大學計算機系畢業后，進入阿里巴巴，職務是淘寶數據平臺架構師，參與大數據框架構建，平臺包括支付寶、阿里P2P、天貓、淘寶等在內的所有阿里數據。2010年，企業大數據平臺上盤踞多個境外知名軟件公司并不是什么新鮮事，阿里也不例外。

那是IOE的時代。IOE，是對IBM、Oracle、EMC的簡稱，其中IBM代表硬件以及整體解決方案服務商，Oracle代表數據庫，EMC代表數據存儲。

“基本上一個環節一家公司，光給Oracle的服務費一年就一個億。”馬曉東回憶。

昂貴還不是最大的問題。國際巨頭們之前服務的多是制造業客戶，對中國的海量互聯網數據缺乏操作經驗。雙十一、搶紅包、秒殺，動輒好幾億人同時干一件事，傳統的IOE架構成為系統的瓶頸。這是阿里下定決心取而代之的契機，發起了著名的“去IOE”革命。

彼時，從成百上千件商品中挑選出符合推廣條件的十幾樣，再將它們精準營銷，需要經歷數據分析、建模、技術人員開發的漫長周期，往往是結果出來了，熱點也過了。淘寶的數據分析團隊、技術團隊整天忙于應對前端業務人員提交的“訂單”，今天是放心的奶粉，明天是美味的狗糧，重復寫難度不高的代碼，是一種變相的人力資源揮霍。

馬曉東察覺到了這個痛點，他和幾個朋友一起，瀏覽了阿里過去十年做過的數據挖掘，發現其中相當一部分是基礎的日常分析，不需要十分復雜的算法。他由此萌生了做一個傻瓜式平臺的想法，降低大數據的應用門檻，把挖金子的工具交到業務人員的手里。

平臺推出后，阿里內部的反饋出乎意料得好，馬曉東升至最年輕的核心數據項目負責人，直接向副總裁匯報。

他放棄四倍薪水的挽留，選擇了“單飛”，“有句話叫‘欲使人滅亡，必先讓其瘋狂’，當時一門心思想做一個最牛的可以改變世界的產品，你覺得你能做扎克伯格，為什么要留在公司呢？”

錯過

在國云數據位于蘇州工業園區的辦公室里，馬曉東在9塊液晶顯示器合成的大屏幕上向我展示城市大腦，物理意義上的城市通過信息技術采集的數據，抽象為虛擬城市，數據進入城市大腦，由大腦做決策，從交通信號燈的控制到城市產業布局，讓城市變得更加安全、高效、溫暖。

羅馬不是一天建成的。

離開阿里后，馬曉東和一群極客伙伴們開啟了燒錢之旅，多數是本科時認識的，也有之前在阿里結識的知根知底的同事。一百多人的團隊在一開始的兩年半里，每天8:00-22:00，每個月工資800元，即使在發不出工資的時候，也從未停過工，沒有人用腳投票離開。

這股凝聚力可以追溯到湖南大學。2006年，云計算的火熱程度堪比當下的人工智能，馬曉東組建了云計算工作室，不收會費，但要通過選拔才能加入。工作室參與了與谷歌、IBM合作的大數據分布式計算技術商業項目，同時在國家云計算重點實驗室與國內外學者一起參與國家863云計算大數據研發項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