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隨著第四次工業革命走向縱深，大數據、人工智能、區塊鏈等新興技術深刻地影響著國家治理的方方面面，新興數字與智能技術的快速迭代，正在加速全社會數字化進程，一個前所未有的“加速主義”大變革時代已然來臨。

人類文明的演化進程中，科技革新始終發揮著關鍵的驅動作用。科技革新引起生產力質的飛躍，由此驅動著上層建筑――社會經濟制度與國家治理體系的轉型。進入數字時代，基于數據、面向數據和經由數據的數字治理正在成為全球數字化轉型的最強勁引擎。數字治理之所以能夠跨越國家邊界成為全球治理改革的大趨勢，關鍵原因在于，數字技術為解決各類治理難題提供了新思路、新方法、新手段，進而受到全球各國的廣泛歡迎。對于中國這樣的超大規模國家來說，治國理政面臨更復雜的治理場景、更多的治理層級、更多樣的治理任務。利用數字與智能技術提高治理效率、破解治理瓶頸、化解治理困局，對于當代中國尤為必要。

黨的十九大以來，黨中央高度重視數字化轉型，提出實施國家大數據戰略，加快建設數字中國，在全球范圍內率先探索數字化轉型之路。在頂層設計指引下，我國數字化進程成效顯著，經濟和社會生活日益數字化，十幾億人口造就的數字紅利得以充分發揮。電子商務、社會交往、移動支付、短視頻等數字生活方式快速普及，驅動政務服務、經濟監管和社會治理的數字化轉型，“互聯網+”政務服務、數字政府、城市大腦建設成效顯著，我國成為全球數字治理的引領者。面對新冠肺炎疫情肆虐的艱巨挑戰，數字治理成為中國疫情防控、復工復產的關鍵抓手，不僅交上了滿意答卷，還保障我國成為2020年全球唯一實現正增長的主要經濟體。

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進一步提出我國要加快“數字化發展”。統籌數字經濟、數字政府和數字社會協同發展，數字治理發揮著全方位賦能數字化轉型的不可或缺的作用。數字治理強調基于數據平臺的協同與開放，基于數據要素的協同與合作，基于數據資源的決策和服務，對于我國這樣一個超大規模、快速數字化的國家來說尤為適用。

數字治理的三方面內涵

科學哲學家托馬斯·庫恩用“范式革命”來解釋科學的演進歷程，“范式”實際上是一種世界觀，是人們認識世界的坐標、參照系與基本方式。數字治理就是數字時代的治理新范式，其核心特征是全社會的數據互通、數字化的全面協同與跨部門的流程再造，形成“用數據說話、用數據決策、用數據管理、用數據創新”的治理機制。作為數字時代的全新治理范式，數字治理至少包含3個方面的內涵：

一是“對數據的治理”，即治理對象擴大到涵蓋數據要素。作為新興生產要素和關鍵的治理資源，數據要素成為大國競爭的主要領域，對數據的治理成為制定數字經濟規則的重要內容，數據要素的所有權、使用權、監管權，以及信息保護和數據安全等都需要全新治理體系。

二是“運用數字技術進行治理”，即運用數字與智能技術優化治理技術體系，進而提升治理能力。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新一代數字技術，可以為國家治理進行全方位的“數字賦能”，改進治理技術、治理手段和治理模式，實現復雜治理問題的超大范圍協同、精準滴灌、雙向觸達和超時空預判。

三是“對數字融合空間進行治理”，隨著越來越多的經濟社會活動搬到線上，治理場域也拓展到數字空間。未來會有越來越多的經濟社會活動發生在線上，數字融合空間會以全新的方式創造經濟價值、塑造社會關系，這需要適應數字融合世界的治理體系，對數字融合空間的新生事物進行有效治理。

人民數據·城市經濟大腦

數字治理賦能國家治理的五條路徑

數字治理如何全方位賦能國家治理？著名歷史學家黃仁宇在《萬歷十五年》一書中提到“數目字管理”，可以視為數字治理的雛形，他對明朝興衰的解釋充分說明了“數目字管理”對國家治理的重要意義。在數字時代，“數目字管理”全方位迭代升級，新一代數字技術全方位賦能國家治理，極大提升了國家治理能力，使得國家治理具有傳統語境無法想象的數字化能力。

一是實現國家治理的超大范圍協同。治理領域都有專業分工，但又高度復雜，大量治理難題都涉及不同領域、牽扯到各個部門，需要協同解決。譬如疫情防控就不只是專業部門的事，而需要應急、交通、財政、醫院、社區等各個部門和治理主體協作。數字治理可以打通信息流、業務流，基于數據平臺實現政社間、區域間、部門間協同共治。